望岳谈｜何以中国，“思辨”齐鲁
望岳谈｜何以中国，“思辨”齐鲁
11月30日，“何以中国·弦歌不辍”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享有“东方圣城”美誉的山东曲阜启动。此次活动聚焦“两个结合”，深化文化“两创”，以艺术化叙事、互动化表达、可视化传播的形式，线上线下结合，深入挖掘儒家思想的丰富内涵，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气质和时代标识。
“何以中国·弦歌不辍”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山东启动，背后展示的是齐风鲁韵的文化长卷。齐鲁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春秋战国时期一度成为中国最耀眼的思想中心，先哲们的哲思语录塑造了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面貌，至今还积淀在人们的意识和言行之中，成为“定义”中国人的文化特质。
现在的中国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当下，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需要铭记优秀传统文化要义，同时也需要审视思辨能力本身，因为思辨能力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理性高度和智慧水准。
当我们回视之时，厚重的齐鲁文化给我们展现出一副生动的思辨史，显示出中华文化的逻辑推理、批判性分析、创造性思维，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活力，也是一个民族的生机所在。
从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知识界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看法，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持肯定态度，极尽赞美，代表人物有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等;另一种则以批判、否定为主，代表人物有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赫尔德等。
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罗素一书《中国问题》认为，中国伦理道德品质的某些方面非常高明，为现代世界所急需。这些品质包括心气平和，以理服人，不以武力相迫。如果中国人愿意，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对中国的评价是：中国是世界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中国人是在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他用诗赞美孔子：“他谦虚地探索，让人不要迷失于世界，让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说话，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
与罗素和伏尔泰认为中国和中国人“以理服人”“最有理性”“理性之光”不同，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赫尔德则对中华文明抱以轻蔑、抹黑之态，认为中华“理性尚未成熟”，中国的国民精神是幼稚软弱、愚昧迷信的精神。
赫尔德所论，出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视角，最终被历史“打脸”。在19世纪，正是德国人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经过一百多年的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用和平发展而非殖民掠夺的方式，仅仅经过61年即在2010年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并延续至今，这证明了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文化内驱力强劲。
法国拿破仑所说的“东方的睡狮”醒来了，但这是一头和平的狮子。在和平与安全议题上，中国从来没有发动过战争。中国今天的发展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观诸历史，谁更理性，谁更富有未来，答案不言自明，这不能不说与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齐鲁文化特质密切相关。齐鲁文化以“思辨”见长，表现为十足的“理性”特质。
齐鲁文化的“理性”特质，表现在对国家秩序的追求上。齐鲁文化很早就注意“和”在国家秩序构建中的重要作用。《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先王之道”，说明“和”是被用作治国。孔子重建社会秩序，认为礼乐制度的松弛、崩坏，会导致社会动荡。《论语·为政第二》提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齐国也重视以礼义廉耻稳定国家秩序，《管子·牧民》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追求建立理性的秩序，注重“齐之以刑”的“他律”，更注重“克己”的“自律”。《论语·颜渊第十二》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为了阐明诚信的意义，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说：“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这个比喻，是说为人处世，自己要有信誉，这也是一种“自律”要求。
齐鲁文化的“理性”特质，也体现在先哲言行之间的辩证。孔子讲和平，但他注重文武两手抓。《孔子家语·相鲁》载：“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齐国的孙子被称作“东方兵学鼻祖”，他和孔子对比很有意义，同样以“理性”的辩证思维著称。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讲如何打仗，但同时却讲和平。《孙子兵法谋攻篇》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因此，《孙子兵法》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而是为了以战止战，是为了和平而战。
齐鲁文化的“理性”特质，还体现在严密的逻辑中。孟子善辩，极富智慧机巧，通过层层演进的逻辑让对方陷入自辩不能的境地。《孟子·梁惠王下》载：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 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诒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诒，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是一段简短而精彩的论辩，一步步将齐宣王引入彀中。
齐鲁文化的“理性”特质，更体现在“层次鲜明”的体系化。《管子》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讲经济富足对人的言行和精神面貌的影响，和我们熟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有同工异曲之处，强调先发展经济的重要性。《礼记·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一个层次鲜明的逻辑链条，修身是齐家的基础，齐家是治国的基础，治国是平天下的基础。
注重修身，但目的不在修身，修身只是手段，目的是平天下。儒家格物致知也好，修身齐家也好，儒家的核心概念是小康、大同、天下为公、治国平天下。层次鲜明的逻辑，以秩序和稳定为追求，把社会、历史扛在肩上，把国家发展、民族统一和文明延续、天下太平扛在自己肩上，这是齐鲁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
历史是一面镜子，齐鲁文化的“理性”特质，对今天的治国理政具有重要意义。《礼记·中庸》：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思辨”见长的齐鲁文化，表现为十足的“理性”特质，这是中国人智慧的体现和结晶，也是中国人鲜明的标识，更是一笔宝贵财富。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借力“齐鲁文化”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