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显 李景智
即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境内发现的17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证实，远在五六千年前，先人们就已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了。春秋战国时期，即墨就以人口众多，物产丰盛而称著于世，其繁华富庶可与当时的齐都临淄相媲美。《战国策》就载有“齐有即墨、琅琊之饶，泰山渤海之险，联袂挥汗，与临淄并夸殷盛”。秦初，即墨始为县。楚汉时期，即墨既是县治，又是胶东国之国都，属三齐重镇。即墨故城遗址位于沽河岸畔，现平度市境内的古岘镇大朱毛村一带。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重建县治于今即墨市区。
东汉延至明初，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承接续，即墨本应愈加繁荣，但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在明王朝建立之初，即墨却是个人口稀少“鲜林木，罕庐舍，蒿莱极目，观之凄阻”的“疲邑”。据调查，现居即墨人氏之先祖，绝大多数是于明洪武、永乐年间(公元1368-1424年)由外地迁入的。那么，明代以前即墨的大部分原著居民到那里去了？难道真如民间传说的被“永乐扫北”斩尽杀绝了吗？如果与“永乐扫北”无涉，是什么原因致使即墨在明代以前人口锐减？明初移居即墨的先民源自何处？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走访了一些墨邑耋老，得出了较粗略的答案，现概述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一、“永乐扫北”并未扫过即墨
即墨等地民间广泛流传，在“永乐扫北 ”时，即墨的原著居民因战乱或逃亡、或被杀光，而只留下现即墨市留村镇大“留村”一个村庄。对于这段传说，我们依据《明史》记载，特作考证如下：
(一)、民间传说与史实不符
据《明史·太祖本纪》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后，元顺帝及其残余势力逃向漠北，蒙古贵族继续统治着长城以北广大地区，十五世纪初，分裂为鞑靼、瓦刺两部。由于蒙古贵族不甘心失去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不断派军队攻掠中原的陕西、山西，并严重威胁着宣府(河北宣化)和北平(北京)。明政府为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从洪武元年冬开始，累年北征靖边。公元1402年，明成祖即位，改元永乐，并改北平为北京。据《明史·兵志》载：“文皇即位，五驾北征......”公元明成祖为了巩固边防，便于北征，与永乐十九年(1421年)将京师从南京迁到了北京，直到永乐二十二年死于北征回师的途中。上述史实可以说明，明成祖在位的22年中，把相当精力用于回击鞑靼和瓦刺两部的侵略，因而历次北征，都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据《明史·成祖本纪》载，五次北征的军队，大都是从京师、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辽东诸卫所调拨，并于北京、宣府集中。每次北征，也多是从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征用大量民夫运粮至宣府。最多的一次是永乐二十年，征集的民夫达23万多人。明成祖五次北征行军经历如下路线：
第一次，于永乐八年，从北京出发--宣府--威虏镇--饮马河--斡难河。回师经开平(甘肃)--北京--南京。
第二次，于永乐十二年，从北京出发--兴河(甘肃)--康哈里孩--忽兰忽失温。回师经过土敕河--三峰山--红桥--山海关--沙河(河北)--北京。
第三次，于永乐二十年，从北京出发--宣府--鸡鸣山(河北)--云州(山西)--偏岭(山西)--西凉亭--开平--应昌(内蒙古)--阔乐海，回师北京。
第四次，于永乐二十一年，从北京出发--宣府(山西)--西阳河--上庄堡，回师北京。
第五次，于永乐二十二年，从北京出发--隰宁(山西)--开平--应昌--威远州--北邙山。回师经清水源--苍崖戌--榆木川(内蒙古)，明成祖途中病逝。
从以上五次北征的路线来看，“永乐扫北”从未经过山东，山东只是作为后方，为北征大军提供兵员、民夫与物资补充。因此，永乐年间“扫北”的战事，绝不可能在即墨发生。
(二)“留村”地名之由来。
既然永乐“扫北”并未“扫”过即墨，那么留村”之地名又是怎么来得呢？据明崇祯年间(公元1626--1643年)《周氏族谱》记载：“明初，周氏祖先安住由河南汝南迁居此地，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奉命监筑鳌山卫城，因安住与其父徐达交好，遂便道探访，并赠予田地。周氏因此称居住地为留村”。“留”字当有记念徐辉祖在此“淹留”的含意。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鳌山卫城，县东四十里。明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檄指挥佥事廉高筑砖城以备倭”。此段历史记载，与《周氏族谱》记载相吻合。而明洪武二十一年比永乐八年第一次扫北要早22年。可见，留村之地名于洪武年间就已形成，于永乐“扫北”毫无关系。
那么，即墨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永乐扫北”是何来源？先民们何以会对“扫北”留下如此强烈的恐惧心里，虽经600余年而流传不衰？经考证，传说来源有三：其一，据《即墨县志》载，明初有大批军户迁入即墨。其中有一部分人，如丰城镇韩家屯的韩姓、王家屯的王姓等宗族，据他们的族谱记载，其先祖均于明永乐年间随明成祖北征建有军功，被封在即墨雄崖所为官而留居下来。这些先民当年所参加的以及由他们后人传说的“扫北”属真正的“扫北”。
其二，据《明史·成祖本纪》《明通鉴》载，长达4年的“靖难之役”，是燕王朱棣(明成祖)与其侄儿建文帝争夺皇位所展开的战争。其主战场就在山东西北部的济南、德州一带。战争中双方死伤达几十万人，而且燕王大量屠杀俘虏，即位后又大批诛杀不肯归附的大臣，如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御史练子宁、侍郎卓敬等都被诛灭九族。而侍讲学士方孝儒竟被诛灭十族(学生、朋友也算一族)。大战之时，建文帝从全国各地卫所调兵参战(即墨的鳌山卫以及雄崖、浮山二所当然也在其列)，而战后又有不少外地军户辗转至即墨并留居下来。如：据即墨青山前、大村、邵家屯的《邵氏族谱》记载，他们的先祖均是于洪武三十五年(成祖即位后取消建文年号，并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由云南“乌沙”(乌撒)卫，从魏国公徐辉祖来援山东，后留戌即墨。这些先民都曾亲身经历了那场血腥战争，或听到了明成祖屠杀俘虏、诛杀大臣的暴戾，由他们传及后人，再由后人传播开来，因而就使人们留下对明成祖极度恐惧的心理。
其三，据《明史·成祖本纪》载，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县民林三之妻唐赛儿，于益都的卸石棚寨发动农民起义，并一度攻下安丘、即墨、莒州等州县。清同治版《即墨县志》亦载：“永乐十八年，妖妇唐赛儿作乱，寇即墨，邑人皆溃”。起义军虽只坚持了两个月的时间就被明军血腥镇压了，但义军所到之处深得民众拥护而纷纷参加。这从《明史·卫青传》中“贼合莒、即墨众万人，攻安丘益急。”就可看出，即墨人当时已成为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有数千人之多。事后从明成祖诛杀山东布政使儲埏、张海，按察使刘本等大员来看，即墨等地参加起义的民众以及他们的亲属，受株连、遭屠杀实所难免。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血腥恐怖的场面。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从当时的京城南京来看，在民众心目中，山东的益都、安丘、即墨等地就属“北”，“扫”也就是杀、屠杀。以上三个原因也就是构成即墨等地民间传说的基本来源了。
综上所述，即墨明代以前人口锐减，与民间传说的“永乐扫北”无涉。
二、明代以前即墨人口锐减之迷。
查阅《即墨县地名志》可发现，在明代以前，现即墨市有人口居住的村庄仅30余处，现今的瓦戈庄、太祉庄、大官庄、乔家屯、田横等乡镇皆属无人之地。那么，明代以前即墨的原著居民那里去了？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查阅了宋、金、元、明史及相关史料，追寻即墨先民的去向之迷。
(一)、从北宋末年(公元1127年)到明初(公元1368年)的240余年间，不仅即墨，整个山东地区人口锐减。
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济南知府陈修上报：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据《宋史·地理志》栽：“京东东路，莱州，户97427，领县四：掖(县)、莱阳、胶水、即墨”；《金史·地理志》栽：“山东东路，莱州，户86675，县五、镇一：掖、莱阳(衡村镇)、即墨、胶水、招远”；《元史·地理志》载：“太祖二十二年(1277年)，益都路，领司一，司领县六、州八、州领县十五(含即墨在内共21县)有户27164”。据《元史·百官志》载：“江北州县，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两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两千户者为下县。”即墨时为下县。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即墨连下县都不是了，县治被废，与他县合并，约在元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才恢复县治。从以上历史记载就不难看出，从北宋末年至明初的240余年，即墨乃至整个山东人口锐减。
(二)、从公元1125年至公元1209年间，金对宋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山东乃至北方人口锐减的第一个原因。
北宋建立之初，对山西、河北的燕云16州并未收复，金兵从公元1125年开始南侵，于公元1127年灭亡北宋。据《宋史·钦宗本纪》载：“靖康元年，金兵陷威盛、隆德、汾、晋、泽(今山西一带)，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宋史.高宗本纪》载：建炎二年，金兵焚真州、邓州、西京、随州(今河北地)。三年，金兵焚潍州(今潍坊)，屠洪州。《续资治通鉴》载：金兵二次过后“时山东大饥，人相食，州县被兵后各不相顾，盘踞在即墨的巨寇宫仪，每车载干尸为粮”。
不仅如此，北宋灭亡之后，当时处于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女真族，对汉民族实行奴隶统治，任意杖杀汉人和括取民田《金史·良弼传》载：“可喜在会宁一月间杖而杀之者二十人，其罪皆不至于死”。另外，金朝法律“以杖折徒(刑)累计二百，州县立威，甚置刃于杖，多置人死。”(《金史·兵志》)并“率意不恤百姓，诏检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不问民田契验，一切籍之”(《金史·张九思传》)，致使大量汉人因酷刑和丧失土地而无法生存。
另外，金即要入侵南宋，又要对付日益兴起的蒙古族，所以在金朝的整个统治时期，几乎战争连年，因而，在占领区大量抓丁。据《金史.兵志》载，从贞元三年开始，诏河北、山东等路所签军“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呼乡里，嗟怨盈于道路”。由此可见，金对宋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北方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三)从公元1210年至公元1350年间，蒙元对金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山东乃至北方人口减少的第二个原因。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并于公元1210年开始对金朝的侵略战争。由于成吉思汗初期对金重在掠夺，不在永久占领，因此，对金的征服手段异常野蛮残暴，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遭到大肆破坏。据《元史·太祖本纪》载，成吉思汗分兵三道，帝于拖雷为中军，经河南东北取山东的“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郡，命木华黎攻密州(今诸城)屠之”。到公元1214年，蒙古军攻掠了河北以北大部金国领土。蒙古军在包围金中都(北京)时，“诸将请乘胜破燕，帝不从，谴使谕金主曰：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金宣宗遂谴使求和。据《中国通史》载，蒙古军在出居庸关北返时，发现从各地掳掠来的人口中，有大批农民对游牧没甚用处，便将他们全部杀掉，只带走他们认为有用的工匠和牲口。《元史·石抹明安传》载：“明安对帝曰：这些人本当死，倘让他们活着，别处郡县会闻风来降”。据《中国历史纲要》载，由于蒙古军的烧杀掳掠，“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被杀几尽，金帛子女被抢一空，房舍尽焚，城郭丘墟”。《元史·商挺传》也载：“关中八州十二县，兵火之余，户不满万”。《元史·地理志》载，公元1234年(元太宗六年)蒙古灭金，七年下诏籍民，共得北方人口475万人，较之金章宗太和七年的4581万人几乎少了十分之九。
元朝建立之后，在北方推行以游牧为主的农业经济，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载，近臣别迭对帝曰：“汉人无补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项建议尽管元帝没有完全采纳，但据《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元世祖仍“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蒙古贵族因而以战胜者自居，大量圈占民田，少的也有千顷，多的达十余万顷。另外，蒙古为灭南宋，强征北方汉人当兵打仗，据《元史·陈佑传》载：“朝廷伐宋签军，山东民多逃匿，捕之急，逃入宋境”。元朝统治时期，分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南方汉人)四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与南人为贱民。由于土地被夺，徭役繁重，北方汉人无以生存，被迫大量南逃。据《元史·崔语传》载，仅在公元1238年，“内陆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就有十五万户之多。”由于上述原因，又进一步加剧了北方人口的减少。
可见，蒙元对金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杀戮，又一次造成了山东乃至北方人口的大量减少。
(四)从公元1351年至公元1368年间，农民起义与元军的割据战争，是造成山东人口减少的第三个原因。
元末，江淮地区爆发了以刘福通、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义军东路由毛贵率领于至正十七年攻入山东，《元史·顺帝本纪》载：“十八年，毛贵陷济南路，山东郡县尽陷”。继之义军内乱，赵君用为图谋山东地盘，将毛贵杀害。毛贵部将徐继祖又杀赵君用，义军各部遂互相仇杀，势力因而受到极大削弱，最终于至正二十一年被元军打败，山东各地遂又被元军占领。继之，又是明军对元军收复山东的战事。因此，从至正十七年(公元1351年)，毛贵攻打山东，到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军收复山东的11年间，山东因战乱不断，造成人口又一次大量减少。据《明太祖实录》载：“特别是山东、河南受战乱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据《即墨县地名志》载，元代，在即墨建有兵营，段泊岚镇刘家营里村就是由当年“鞑子营”演变而来的。即墨明代以前有人口居住的村庄仅30余处，其他多毁于战乱。如：灵山镇崔家庵的崔姓，七级镇大小欧戈庄的欧姓，官庄镇池戈庄的池姓，长直镇范戈庄的范姓、周戈庄的周姓，以及刘家庄镇赵戈庄的穆姓等宗族，皆因战乱灭绝。
以上史实足以证明，即墨地处山东半岛，上述三次历史劫难当属次次难免，因而导致即墨原著居民大量死亡、逃逸。明王朝建立后，针对北方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的社会状况，实行了一系列军屯、移民政策，使北方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连年递增。
三 寻根追源即墨人
因金、元两代对北方地区的民族掠夺和野蛮统治，长期的兵燹战乱导致即墨人口锐减。明王朝建立之初，鉴于金、元两代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民、抚民，以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经洪武、永乐两朝的励精图治，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个时期，由于移民政策的实施，也使即墨人口聚增。据《即墨县志》载，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即墨人口已达126800人。这些聚增的即墨先民源自何处？多少年来传说各异，然而，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以下便是我们寻根追源之答案。
(一)明初，由外地迁人的军户人口，是目前即墨人氏先祖的主流。
明初，东南沿海一带屡遭倭寇骚扰，明政府为抵御倭寇入侵，便在沿海一线择要设戌，广建卫所。即墨的鳌山卫以及雄崖、浮山两千户所，就是于明洪武年间设置的。据《明史·食货志》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军屯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即墨县志》也载：“明初，因设置卫所，从外地迁入的军户就有7万人之多”。可见军户是移民即墨的主流。《明史·兵志》又载：军户分从征、归附、谪发三类。“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戌。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按“大率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每卫5个千户所”的规定，鳌山卫下设的右前后3个千户所以及浮山、雄崖两个守御千户所共有从征军3000多人，其余6万多“归附、谪发”的下等军户，则分布于全县的52处军屯和若干垦点，垦荒屯田，供应卫所军需。
据《即墨县地名志》所载，经粗略统计，在洪武、永乐时期(公元1368--1424年)的57年间，迁入军户、民户居住的村庄约520个。除去无据可查的和其他省份迁入的零散移民，据各姓族谱记载，世居即墨的人口，主流是来自云南的移民。据200多个村庄的族谱记载，其祖先均是明初由云南迁来的。其中有20余个村庄的居民族谱记载，其祖先是于明初来自云南的“乌沙卫”。如：金口镇南仟的万姓、北仟的房姓、古仟的金姓；他们的祖先均是于明永乐年间，由云南“乌沙卫乐歌屯”迁来此地立村的。温泉镇东四舍村的《武氏族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武氏叔侄二人，从云南乌沙卫银子桥迁来此地立村。”据考，“乌沙卫”应系云南的“乌撒卫”，其遗址就在今云南的镇雄县境内，因《明史·地理志》、《明通鉴》均载“洪武十五年克云南，平乌撒、乌蒙诸蛮，后立乌撒、毕节二卫。”《元史·地理志》亦载：“乌撒府属云南乌撒路所辖”。《明史·兵志》载：“初，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戌者，遇有警，调他卫往戌，谓之客兵。永乐间，始命内陆军(轮)番戌，谓之边班。又载永乐十八年，北京建，在南卫所多北调”。据店集镇青山前村《邵氏族谱》载：“明洪武三十五年，邵九公由云南从徐辉祖来援山东，留戌雄崖所，永乐二年，邵课士携家来此立村。”留村镇大村的《邵氏族谱》亦载：“明洪武年间，邵氏兄弟二人，由云南乌沙卫从魏国公徐辉祖来援山东，后碾转来此立村。”上述史实与《邵氏族谱》记载相吻合。由此看来，明初，云南乌撒府的土著兵与犯罪谪发乌撒卫戌边的军户，在山东沿海遇警倭寇或其他战事时，被调到即墨卫所，作为客兵留了下来。再就是永乐年间，乌撒卫于内陆卫所换防和“在南卫所北调”时来到即墨的。
(二) 外地移民即墨考略
经元末多年战乱，致使北方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北方近城之地多不治，召民耕。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又载“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散处诸府卫......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太祖时徙民最多，期间有罪徙者。成祖覆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京，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移居即墨的民户，除去7万余军户和原著居民，余者3万人左右是来自外省的移民。查阅《即墨县地名志》等资料可知，居民有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河南、贵州、陕西、北京、山西等省。也有济南、青州、莱阳、栖霞、莒县等地迁来即墨的。
另有两个原因也促成明初即墨人口增加，一是由外地来即墨为官，后留居即墨的。如：前东城《林氏族谱》记载：“永乐二年，林氏族先奉旨从福建迁到此地。”华山镇埠后《姚氏族谱》载：“姚氏本系江南江宁府江浦深沟町人，始祖随明成祖建有军功，授鳌山卫指挥使。至四世择居埠后。”据庄头村《孙氏祖谱》记载：“明初，济南府历城历山顶孙氏，以广文仕即墨。后孙氏族人一支由历城迁至此处立村”。二是逃难来到即墨的。如三里庄《李氏族谱》记载“明洪武时，籍异宗别的三家李姓逃难来到此地，故称三李庄，后演变为三里庄。”据其中一家族谱记载，其祖先系明太师、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之后。在朱元璋诛杀功臣之时，李善长被赐死，全族70余人被杀，其中一族人逃难至此。据华山万华埠《李氏族谱》记载：“永乐二年，李氏祖先由小云南毕阳县东门里，迁居即墨的北乡万华山前小埠疃居住”。据考，“小云南毕阳县”当系今贵州毕节县。因元朝及明初均无贵州行省，毕节县地属云南。据留村镇拖车夼村《鞠氏族谱》记载：“明永乐二年，鞠氏由浙江平阳迁来即墨，因途中车轴损坏，勉强拖车前行，即在车所止处立村，因地处山谷，故称拖车夼。”明后期逃难至此的还有北安办事处秦家庄秦氏一门，据《秦氏族谱》记载：“明嘉靖年间，黄河决口，秦氏逃难至此立村”。因上述两种原因由某一省迁居即墨的居民均属零散小股居民，构不成移民主流。
(三) 即墨先民从山西迁来之说与史实不符
据山西《洪洞县志》和《洪洞大槐树志》记载，始建于唐贞观二年的广济寺遗址上，旧有一株汉代古槐。”现今的洪洞县大槐树公园，就建在古广济寺遗址上，公园内的移民历史见证--大槐树，就是由汉代古槐衍生的第三代，今也有合围之粗。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内，至今已收集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约400个县的大槐树后裔寄来的上千份族谱。因而多少年来，在全国许多地方流传着“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据《即墨县地名志》记载，来自山西的移民仅有三个宗族，如王村镇坦村的张姓，据传，其祖先来自山西的蒲州。据华镇梁家疃《田氏族谱》载：“田氏祖籍山西阳高，永乐二年，与董氏同时迁来此地立村。”我们认为，以上三姓均属零散移民。据山西《平阳府志》记载：“位于洪洞县城西北隅的古广济寺遗址，在明洪武、永乐年间，朝廷曾先后八次将山西移民在此集中，并办理移民手续，发给川资凭照，迁往各地”。有关山西8次移民，根据文献记载，以年号为序择录如下：
第一次，“洪武九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第二次，“洪武二十一年，徙(山西)泽、潞民无田者垦河南、北田。”(《明史·太祖本纪》)
第三次，“洪武二十二年，太祖以河南、山东临清、东昌(聊城)诸处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谕其民愿徙者验丁分田。”(《明史·食货志》)
第四次，“洪武三十五年，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京”。
第五次，“永乐二年七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第六次，“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明史·成祖本纪》)
第七次，“永乐五年，命户部徙山西平阳、泽、潞，山东登、莱等五千户隶上林苑监。”(《明太祖实录》)
第八次，“永乐十四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明史·太祖本纪》还载“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莱二州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于东昌。二十八年又徙登、莱二州无田者于东昌”(今聊城)。
上述大量历史记载证明，即墨境内不可能有大批山西移民迁入。
世居即墨人氏先祖的主要成分是于明洪武、永乐年间(公元1368--1424年)由外地迁入的军户、民户组成。其中以军户为主，达7万余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60%以上。永乐以后以及清朝、民国时期虽有移民陆续迁入，但均属零散小股移民，对即墨人口基本组成并无大的影响。外地人迁入即墨者，主要以云南移民为主，其他省市为辅。也就是说，世居即墨人氏之祖先，多数来自现云南省。故即墨人至今称人死谓：“回云南老家了”，祷告亡灵“向西南走吧”，其中蕴含“叶落归根”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