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是“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70周年。6月23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再过不到一个月，我国奥运健儿将出征日本，参加东京奥运会。再过200多天，我们将迎来北京冬奥会。
当此之际，本号编发系列文章，纪念伯苓先生，弘扬伯苓体育思想。
近代中国体育之父张伯苓
——纪念张伯苓先生诞辰145周年
暨现代奥运会复兴125周年
张伯苓（1876.4.5-1951.2.23），原名寿春，字伯苓，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和体育活动家。
张伯苓先生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杰出贡献首推教育，他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在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同时，他将奥林匹克文化和精神在中国传扬，被誉为中国奥运先驱；他同王正廷等一批仁人志士共同创办了远东运动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等多个赛事和多项组织，为近代中国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堪称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奠基人之一；他践行推广“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三育齐发，体育为先”等现代的体育教育理念，称得上近代中国体教融合第一人。
《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的故事》书影
正是在以伯苓先生为首的一批体育旗手的引领下，近代中国的体育和奥运事业同世界潮流接轨。本文也旨在探讨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张伯苓先生的体育实践和思想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近年来，随着对于近代中国体育史和奥林匹克发展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张伯苓先生在此方面的突出贡献和历史功绩也逐渐为人所熟知。根据近年来翻阅相关书籍资料的研究心得，笔者认为“近代中国体育之父”的尊称对于张伯苓先生可谓实至名归。
张伯苓为《体育周刊》创刊号撰写序言
一、中国顾拜旦 宣讲中国“奥林匹克宣言”
在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一书的前言中，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雅克·罗格把张伯苓先生同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相提并论：“张伯苓与顾拜旦先生是同时代人，他与顾拜旦一样，首先也是一位教育家，并且是一位体育家。张伯苓在顾拜旦重新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仅仅几年之后，作为天津南开中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识到，在提倡普及与参与体育的同时，把教育同体育结合在一起具有重要意义。他同时卓有远见地倡导中国加入世界奥林匹克运动。”
2008年元月，“《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会领导左起：饶子和、张元龙、王国庆、孙海麟、孙孚凌、邵华泽、冯建中。
皮埃尔·德·顾拜旦（1863-1937），法国著名教育家、国际体育活动家和历史学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起人。作为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不同地域的杰出人物，张伯苓同顾拜旦在教育和体育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历程上的发展轨迹何其相似！
首先他们都是由祖国战败带来的巨大刺激，从而迫切地想寻找一条救国的维新之路，而由于类似的经历，他们又同样聚焦于体育教育提高人民素质的道路上。顾拜旦从小喜欢体育，热衷击剑、拳击等运动。1880年，顾拜旦进入法国著名的圣西尔军校，但不久后退学，先后在巴黎政治学院和巴黎大学法学院就读，获得了文学、科学和法学三个学位。随后前往英国研究教育学。对于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的失利，顾拜旦深感痛心，希望通过改革教育，振兴体育，增强民众体质，来拯救法国。
北洋海军时期的张伯苓
比顾拜旦小13岁的张伯苓，同样在中国的军校中度过了一段宝贵的青春时光。张伯苓先生于1889年进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当时年仅13岁。年幼时的他体弱多病，在北洋水师学堂他不仅得到了武术等中国传统体育的锻炼，也接触了游泳等西方体育项目，由此他的身体变得健康而强壮。据记载他对各种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都很热衷，并且样样精通，尤其擅长爬桅杆，其速度之快闻名全校，年年夺标，校长严复都为之赞叹。1894年，18岁的张伯苓因无船实习而回家待命。转年在“通济轮”实习，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毕业，随后于北洋水师服役。1898年，张伯苓奉命到刘公岛执行威海卫租借权交接任务，“国帜三易”的场面让他感慨万分，中英两国士兵的素质差异更让他感到极大的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张伯苓深感提高兵民身体素质的必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此后他回到天津，投身于教育救国的事业中。
123年前，“国帜三易”现场照片
其次，在确定以教育救国为终生事业之后，两人都进一步寻觅到了体育振兴的方针。顾拜旦不仅找到了通过振兴体育来发展教育的路线，同时也开始奥林匹克复兴之旅。1887年，顾拜旦就任法国学校体育训练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翌年，在圣克莱的推动下，成立了“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同年，顾拜旦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体育训练大会。与会期间，他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动态，敏锐地感到近代体育正在走向国际化，一批国际性的单项体育联合会组织相继成立。1890年，他首次访问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希腊的奥林匹亚，并萌生了复兴奥运会的想法。1892年11月25日，顾拜旦在法国体育联合会成立3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复兴奥林匹克》的演说，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倡议。这个内容极其丰富、热情四溢的历史性演讲，后来被人们称为《奥林匹克宣言》。经过顾拜旦及其同事们的多年努力和精心筹备，“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于1894年6月18日至24日在巴黎胜利召开。来自12个欧美国家的79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上，一致通过恢复奥林匹克运动的宪章，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还正式成立了国际奥委会作为领导机构。最终，首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4月6日在希腊雅典召开。
1896年4月6日，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巴泽尼体育馆开幕
张伯苓退出水师之后，执教严馆私学，同时他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朋友积极交流，向他们学习国外先进的体育经验和思想。1904年第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举行后，张伯苓从与罗伯逊等人交谈中获知其盛况，奥运会所倡导的公平竞争精神和道德理念，引起他的强烈共鸣，于是他便开始积极宣传奥运。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办的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雅典的奥运会》演说，不仅介绍古代奥运的起源和现代奥运的复兴，更进一步呼吁中国投身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并计划从美国聘请奥运冠军来华执教。1908年英文版的“Tientsin Young Men”以“Athletic Events”为题予以报道。张伯苓的这一呼吁，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主张。
天津市少年宫（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旧址）。1907年，张伯苓先生就是在这里介绍了奥林匹克。
1908年8月，张伯苓到欧洲考察教育。1909年春天，赴欧考察归来的张伯苓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了第四届奥运会的照片。“奥林匹克”一词开始在中国传播。10月，南开中学堂与天津青年会联合举办了年度运动会，张伯苓在发奖大会上，再次以《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为题作了激情演讲，进一步推动了现代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
1908年8月，张伯苓观看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奥运会，成为到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个中国人。
顾拜旦复兴了奥林匹克运动，而张伯苓则第一个将奥林匹克精神和文化在中国进行了传播，并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的主张，称得上中国奥运文化和精神的启蒙思想者。在1908年前后，以张伯苓为代表的这批中国近代体育的弄潮儿们还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在笔者看来，1907年的《雅典的奥运会》、1909年的《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两次演讲，加上期间提出的“奥运三问”，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奥林匹克宣言”。奥林匹克精神和文化自此在中国生根发芽，张伯苓先生当居首功。
除了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参加奥运的主张，张伯苓先生在随后的四十多年的生涯中还陆续创造了数个中国奥运和体育发展史上的第一：最早参与创建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践行奥林匹克教育进入课堂；最早参与创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最早促成中国健儿参赛奥运；最早倡议中国举办奥运会。随着对于近代中国体育史和奥林匹克发展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这几段历史已经为人们所熟悉，此节暂不赘述。对于“最早促成中国健儿参赛奥运”，也就是1932年刘长春等人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的历史表述，笔者想与各位方家商榷：“合力组建首支中国奥运代表团，首次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表述，是否更加准确呢？
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并非仅仅刘长春一人，而是由他和沈嗣良、宋君复、刘雪松等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这是奥运历史上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并参与开幕式，中国国旗第一次在奥运赛场飘扬，中国人第一次向全世界正式宣告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存在。因此采用“首支中国奥运代表团”的表述更为准确。同时，在相关活动中，张伯苓先生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王正廷、作为慷慨解囊的赞助人张学良、作为前后奔走联系人的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作为代表团实际领导人的时任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的作用同样不可磨灭。作为伯苓先生的“粉丝”、刘长春的校长、此次活动的出资人，张学良受伯苓先生影响至深。这批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仁人志士组成的中国队，在场外竞争中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伪满洲国”代表队，最终粉碎了“伪满洲国”参加奥运的企图。因而笔者建议表述为“合力组建首支中国奥运代表团，首次参加奥运会比赛”。
1932年中国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官方报告书》中的张伯苓题词“智力竞新 强国之鉴”（李祥收藏）
二、近代中国“体教融合”第一人
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被认为是实施体教融合战略的“一号文件”。在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方面，《通知》要求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齐开足体育课。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训练、竞赛活动，扩大校内、校际体育比赛覆盖面和参与度，组织冬夏令营等选拔性竞赛活动。大中小学校在广泛开展校内竞赛活动基础上建设学校代表队，参加区域内乃至全国联赛。支持大中小学校成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加快体育高等院校建设，丰富完善体育教育体系建设。在体育高等院校建立足球、篮球、排球学院，探索在专科、本科层次设置独立的足球、篮球、排球学院。
《通知》要求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义务教育、高中和大学阶段学生体育赛事由教育、体育部门共同组织，拟订赛事计划，统一注册资格。职业化的青少年体育赛事由各单项协会主办、教育部学生体协配合。教育、体育部门整合学校比赛、U系列比赛等各级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建立分学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跨区域（县、市、省、国家）的四级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校内比赛、周末组织校际比赛、假期组织跨区域及全国性比赛。教育、体育部门为在校学生的运动水平等级认证制定统一标准并共同评定。
其实，张伯苓先生在百年之前的教育实践中就已经完完全全地实施了体教融合的理念，将体育贯穿教育实践的始终，同样也融入他的教育和体育思想理论中。从教之初，张伯苓就非常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在仅有十余个学生的严氏塾馆中没有体育器材，几乎不具备任何现代体育教学的条件，这难不倒他。他回忆当年在北洋水师学堂上学时的体操用具，自己绘制哑铃及木棒图样，请木匠制作，供学生使用。没有跳高竿、架，他就用椅子架一条帚竿代替。学生的辫子起初常把竿碰掉，他们后来索性盘起辫子、脱下长衫去跳。没有木马，他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地，充当木马，轮流练习腾跃。
1904年10月，南开学校在严馆的基础上成立，张伯苓任校长。随着南开学校的创立和发展，张伯苓开始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并不断推广开去。他制定了三大政策，即进行爱国教育、推行科学和提倡体育。他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不能偏废。随着南开办学的不断发展，张伯苓进一步提出“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他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像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南开学校体育课为必修课，全体学生每周必须进行2小时课内锻炼，“正课有体操、徒手体操、余如各种运动，庭球（乒乓球）、筐球（篮球）、足球；器械运动，如秋千、天桥、手桥、木马、平台等。个人宜择性之所好者一二种定时练习。”
张伯苓先生为学生足球赛开球
之后随着政局和学校体育思想变化，童子军、中国武术以及各种球类运动、体育游戏等现代体育项目也纳入了体育教学内容。张伯苓还制定了跑步、铁球、跃高、跳远等运动项目的测试标准，达不到标准者强迫其进行锻炼。室外体育课遇到刮风下雨时，则改上体育理论课，主要讲授中外体育发展史、竞赛规则、运动解剖和生理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南开学校各年级和班级均设立了各种体育组织，经常开展校内年级和班级间的体育竞赛活动，使体育运动氛围日渐浓厚，使校园体育文化成为南开学校一大特色。
1917年，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高等教育。他向约翰·杜威、桑代克、克伯屈等教育家学习，走访了近50所大学和中小学。在游历欧美之后，张伯苓深有感触：“强我种族，体育为先。提到强国便有一种联想，就是军队、军火等，其实不然，乃是我们个人身体的锻炼。”他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加强体育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民族问题”。
1919年9月25日，张伯苓回国后，四处“化缘”，得到徐世昌、黎元洪、李纯等军政要人捐助，南开学校大学部（对外称南开大学）正式开办。随后，张伯苓又创办了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主要靠募捐得来。兵荒马乱的时代，南开一直入不敷出，但张伯苓对体育的投入却从不吝惜。上世纪20年代，南开便有篮球场15个，足球场5个，网球场17个，器械场3处，400米标准跑道大运动场2处，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南开中学有校舍场地300余亩，其中男中女中教学用房舍不足百亩,其余200余亩尽用为体育设施用地。完善的体育设施使南开体育团体活动的开展极为活跃，也使学校成为天津、京津地区、华北运动会体育比赛的重要场所。据1935年统计，全校体育团体有182个，其中网球队66个、篮球队50个、足球队44个、排球队11个、垒球队10个、田径队1个。建于1936年的重庆南开中学体育设施也非常完备，学校在建设教学楼、礼堂、图书馆、宿舍的同时，利用自然地形，在山头之间的谷地平坝建造了一座宏大的体育场，包括400米跑道和足球场，以及多个篮球场和排球场等，田径与体操设施齐全。
三十年代天津南开中学班级足球队
南开中学运动设施之精良在全国的学校中名列前茅。张伯苓对体育教学师资也是认真遴选、高薪礼聘。通过开展一系列中外教学交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引进西方体育项目，推动了南开以及近代中国体育的快速发展。
张伯苓校长签发的体育、童子军教师聘书(李祥收藏)
提倡体育，张伯苓用自己的行动感染学生。南开教职工运动会，张伯苓带头参加，还曾荣获过百米赛跑的第一名。他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带领学生参加比赛，由此赢得了“体育校长”的美誉。看到操场上一个个学生生龙活虎的样子，张伯苓曾感慨地说：“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身体若不好就失掉做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
张伯苓在重庆南开中学参加校运会开幕式，率先走在队伍前头（穿长袍者为张伯苓）
1929年10月，《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一览》中“体育学科”教学大纲的“高级中学”部分，明确要求讲授“西洋体育史纲要”和“世界，远东，全国，华北运动会之历史及组织法”。当时称奥运会为万国运动会、世界运动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学校课程。
民国初年，社会上体育风气极差，运动场上无时不争、无时不闹。面对这种情况，张伯苓看到了体育的独特作用。张伯苓认为，体育场上最能培养“团结合作”、“公平竞争”等体育道德和精神。他甚至认为这是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公民素质，“体验过体育中的竞争、团结、合作以后，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力得多。”在张伯苓看来，体育运动不仅能治国人的“弱”，还能治“散”与“私”。体育比赛尤其是球类运动，能够强化人们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可治“不善团结、不能组织”的“散”病；体育比赛讲求法治、公平和竞争精神，可治“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的“私”病。这也是张伯苓极力主张通过体育改造国人形象、培养救国人才的原因所在。
蜀光中学第一次体育会议记录（1938年9月7日）
为有效促使南开运动员养成良好的体育品德，张伯苓指导制定了一系列南开体育运动规章制度，如《运动员资格》、《运动员须知》、《裁判规则》、《对裁判员的正确态度》、《奖励运动员规定》等，通过参加体育竞赛对运动员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张伯苓要求运动员必须遵守规则、服从裁判。他说：“在比赛时，运动精神最重要，即对方不守规则，我们必要守规则，即使裁判不公，我们亦要服从裁判，否则，虽胜不武，谁不服从，以后不许参加任何比赛。”
张伯苓在南开提倡运动“仁侠”的精神。他对运动员提出五项要求：一、不以不正当的方式侵害对方；二、不以欺诈的方式投机取巧；三、运动员的品格高于比赛的胜负；四、要有合作与公平的精神；五、出国比赛要维护国家的体面与尊严。这些要求，无不体现着体育道德、体育精神的重要性。南开学校对优秀运动员的奖励，也是重精神鼓励不重物质奖赏。对于代表学校在国家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者，也仅由校方负责拍照放大相片两张，一张留存学校，一张给得奖运动员。
南开学校全运会之奖品一览
张伯苓大力提倡并推动竞技体育运动，以举办运动会来培养学生对体育比赛的兴趣。1908年南开学校成立四周年之际，举办了第一届全校运动会。此后，几乎每年南开学校都要举办运动会。南开学校还注重与京津学校的体育交流，如每年春秋两季轮流在清华和南开举行的两校篮球和足球赛，是一项极有社会影响的传统赛事。张伯苓、马约翰两位体育名人亲自带队参赛，一时也成为美谈。
张伯苓还提倡男女共同参与体育运动，组建了多个男女运动队，且水平颇高。南开女中正式成立之后，张伯苓延聘北师大体育系高材生张淑娣为专职体育教师，组建女子垒球、篮球、排球、田径等训练队。
在张伯苓的努力下，南开体育取得了丰硕成果。1935年，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击败在天津租界的英国队、世界队等，获得冠军。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足球队。南开的许多学生运动员，曾代表国家参加世界体育比赛，并披金挂银。在各运动队中，由董守义指导的篮球队最为国人所称羡，有“南开五虎将”的美誉。女子运动方面，1924年第三届全运会上，张伯苓率南开女中垒球队参赛并一举夺冠，极大地推动了南开女子体育的全面发展。各运动队在华北运动会、天津联合会上屡破记录，均证明了南开女子垒球队、排球队、篮球队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1929年南开学校师生赠给南开篮球队教练董守义，战胜国内外四强队的“为国争光”银质盾牌（李祥收藏）
需要指出的是，南开的体育教育是在精英教育中展开的，其体教融合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同。当年社会各界诸如梁启超、黄兴、黎元洪、冯玉祥、熊希龄、袁世凯、张学良、陈寅恪、叶圣陶、邹韬奋、陶行知等名人，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属送到南开学校读书。翻开南开学校历年毕业的学生名录，可以看到一个个耀眼的名字，周恩来、梅贻琦、曹禺、陈省身、吴大猷、朱光亚、吴敬琏等。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30—40年代的南开中学毕业生中，后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者有57位。在这些院士中，不少人都是体育健将。如曾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刘东生院士，在南开就读期间参加第19届华北运动会，获得了百米背泳冠军。对刘东生这样的地质学家而言，身体素质对科研的意义不言而喻。
刘东生代表南开中学游泳队参加全国比赛
综上所述，张伯苓先生在体育教育实践中和理论上的杰出贡献，堪称近代中国体教融合第一人。雅克·罗格先生将他与顾拜旦先生并提，推崇他们对“把教育同体育结合在一起”的远见卓识，是非常适当的。
三、近代中国体育之父
1910年10月18日，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的张伯苓，与北京青年会总干事格林、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埃克斯纳等人，共同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界运动会，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首届全国运动会。
对于在南京举办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张伯苓多年之后还记忆犹新。1935年10月25日晨，张伯苓在南开学校中学部讲演“全运会之感想”，就回顾了这段历史。他首先提到的就是“第一次是在民国前宣统年间，是藉一个博览会在南京举行”。会后，张伯苓以赛会发起人、总裁判的双重身份，与唐绍仪、伍廷芳、王正廷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体育组织，也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虽然成立，但它却是一个临时性组织，既没有固定的会址，又不能建立起完整健全的行政系统，更没有政府的投资。所以，在运动会结束后，各位会员随即各奔东西。该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张伯苓以南开中学堂为依托，广聚全国体育人才，大力建设基础体育设施，建立完善体育教学体制，推广体育运动。
1914年，张伯苓联络体育界人士，成功地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此后，随着全国体育运动的开展，中国体育行政区域被划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及华西等五个区，各区均组建了独立的体育联合会，以主办各地区体育赛事。1949年以前我国举办的七届全国运动会，张伯苓多以组织者、总裁判长的身份参与其中。
张伯苓积极参与和推进亚洲国家的体育交流。1912年，张伯苓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的友人共同创办了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和远东运动会。1913年2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了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在组织上完全模仿奥林匹克运动会。远东业余运动协会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
从1913年到1934年间，远东运动会先后在马尼拉、上海、东京、大阪等地举办了10届，赛会设有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棒球、网球和排球等项目。张伯苓曾任第二、三、九届运动会中国代表团领队和第三、五届运动会的总裁判。在当时，远东运动会代表了亚洲竞技体育的最高水平，为推进亚洲早期体育运动的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1915年，他以中国体育代表会总领队的身份出席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南开学生郭毓彬作为中国运动员在八百八十码和一英里赛跑中获得两枚金牌。
郭毓彬（左一）在第二届远东运动会
在倡导体育的过程中竭力贯彻爱国主义思想,这是张伯苓体育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国近代早期的运动会，几乎一切由外国人筹办，裁判皆操在外国人手中，连大会用语也只能是英语，处处打上半殖民地的烙印。张伯苓在教育上虽也主张学习西方，但却力主在实践中把外来体育本土化。1923年5月，第十届华北运动会移师天津。时任联合会会长的张伯苓借东道主之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届运动会从筹备到举行一律谢绝外籍人士参与，完全由中国人自办，从裁判到一般工作人员，均由中国人自己承担！所有比赛规则由中国人自己制定！所有比赛术语不得使用英语，一律采用国语！由中国人自己重新修订华北运动会章程。中国人从此开始了自己主宰近代中国大型体育赛会的历程。
1934年10月10日，第18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北站体育馆举行，张伯苓担任总裁判。市政府邀请了各国驻津领事出席运动会，日本总领事也带着武官应邀来到会场。运动会比赛项目开始后，体育馆看台的一侧，坐着300多名男女学生。他们每人手持紫色和白色两面小旗，这就是训练有素的南开拉拉队。忽然间，彩旗组成的“毋忘东北”、“毋忘国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大字标语口号出现在看台上，整个会场的观众顿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华北运动会后来因为时局原因永久性停办。在历时20余年的历届华北运动会中，作为华北体育联合会执委的张伯苓，曾担任四届运动会的会长及六届运动会的总裁判长。
张伯苓（右四）在华北运动会主席台上讲话
除了通过体育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张伯苓还担任了多项赛事、多个组织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张伯苓当选会长。他发表演讲，公开申明该会将促进全国社会体育及负责国际竞赛的举行。之后，该会开始筹办第三届全运会及第六届远东运动会选拔运动员事宜，承上启下地促进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1924年8月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部分董事合影老照片。前排左起：冯少山、卢炜昌、沈嗣良；后排左起：陈时、张伯苓、王正廷。（李祥收藏）
1924年8月，为了“联合全国体育团体，以促进国民体育”，张伯苓推动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与中华体育协进会合并，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他任名誉会长，实际主持日常工作。张伯苓长期领导中华体育协进会，组织负责了国内外多场大型比赛。在他的不断努力下，全国各地体育活动大量开展并开始形成规模。第三届全运会上他任总裁判长。1930年第四届全运会参赛人数达1627人，张伯苓仍是主要组织者及总裁判长。1933年第五届全运会张伯苓连任总裁判长，此届运动员竞赛水平较高，田径、全能、男女游泳均打破了全国纪录。第6届全运会张伯苓也是主要组织者、裁判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篮球比赛银质奖杯（李祥收藏）
1928年，张伯苓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期间，派观察员宋如海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观摩学习。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体育组织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国运动员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中国体育争得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
张伯苓站在男女平权的立场上，主张女性与男性同样具有教育权、体育权。他还从遗传学角度看女性身体健康是民族强盛的重要保障。1928年第十三届华北运动会张伯苓首次倡议设立女子竞赛项目，50米、100米、200米接力、垒球掷远、篮球掷远、急行跳远、立定跳远等八个项目。同年，在张伯苓号召下，天津第一届女子体育联合会在南开举行。赛会设置的竞赛项目除田径外，还有徒手操、小舞蹈等颇具女子特点的体育项目。张伯苓用理论总结道:“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平均男女，促进健全。”强调了男女体育的发展须齐头并进，同等重要。
1929年秋，张伯苓与上海两江女师篮球队的合影
张伯苓对于我国体育器材产业的发展也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为解决体育用品和器材的自给，他通过社会关系动员和扶持商家，让学校体育教师带薪办厂，组织他们生产体育用品和器材。伴随着南开体育事业的发展，1920年在天津出现了两家体育厂商，即春合球类制造厂和利生体育器材厂，都是中国最早、全国闻名的体育用品厂，货供各省，甚至有些产品出口供国际比赛应用。民族体育用品的生产制造，对近代中国体育的普及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伯苓为春合体育用品厂题词“代言”
四、结束语
一个多世纪以来，张伯苓是中国一位对体育的觉悟最早、认识最深刻、推行最努力的教育家。“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这是张伯苓先生在百年前发出的时代呼唤，影响了中国体育近一个世纪的发展。
2019年7月25日，南开大学，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以体育人——张伯苓体育思想高峰论坛”上讲话。
张伯苓办教育，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南京政府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不管在哪个阶段，他一直以体育为教育之根本。他创办的南开学校里，体育真正摆在与智育、德育、群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张伯苓的体育理念甚至超越了狭义教育的领域，“完整的教育，包括体育，包括民族精神，包括国家观念，造就完全的人格。”
张伯苓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定为校训，希望大家为国尽力，不断创新，这就是令人称颂的“南开精神”。
1936年奥运会《中华体育代表团报告》（李祥收藏）
张伯苓最早向中国人介绍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积极号召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参加奥运会，推进举办奥运会，推广以奥运会为最高平台的竞技体育运动。虽然他本人并未在国际奥委会任职，但是他所创立的南开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体育奥运人才，包括董守义、于再清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此外，周恩来、温家宝两位热爱体育、重视体育事业的国务院总理也是师出南开。
张伯苓是近代中国体育界的权威，也是近代被社会各界尊重及影响广泛的公众人物。1949年以前，从华北运动会、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到中国派团参加奥运会，张伯苓是发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他还长期担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为中国体育运动作出了卓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多方考量，堪称近代中国体育之父。
1936年奥运会中华代表团总结报告书“本会主席董事张伯苓博士”、“急起直追”题词（李祥收藏）
张伯苓先生出生于1876年4月5日，在他出生20年之后，也就是1896年的4月6日，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召开。今天我们纪念伯苓先生诞辰145周年，同样也是纪念现代奥运会复兴125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纪念作为近代中国体育之父和奥运先驱的伯苓先生，继续推进我们所共同尊崇的体育和奥运事业，对于伯苓先生的在天之灵，也算是一种慰藉吧！
2021年4月5日卯时于北京
本文作者简介：
李祥，体育文化收藏家，中国收藏家协会体育文化收藏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体育部体育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李祥先生在接受张伯苓研究会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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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笑歌审校：董润平 张昊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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