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经常阅读顾保孜的红色作品，从而钦佩她的才华、赞美她的品德，喜欢她的担当，我由她的忠实粉丝变为她的铁杆朋友。她不仅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我们一起“小女人”般地逛街购衣，一起到祖国各地游山玩水，一起不顾信誓旦旦的“减肥”宣言而胡吃海塞......当然，在这些“亲密关系”的背后，是我们有着共同的光荣职业——军人，有着我们共同的伟大爱好——写作。
我比顾保孜小一岁，我喜欢叫她“保孜姐”，竖起指头数一数，这一叫也有十多年了。她的经历传奇而丰富，我们所有的遇见与过往，都激发我想写她的冲动，可真拿起笔又不知从哪里下笔。想来想去就从她红色题材作品说起吧。
一提起顾保孜的名字，读者自然会想起她有一个特殊的称谓——“红墙女作家。”这个称谓，既体现了对她所撰写的领袖作品有“爱屋及乌”的喜爱，也是对她还原领袖们的真实形象、再现当年风云岁月的肯定和褒奖。同时，她也是一位深受部队基层官兵喜爱的军旅作家。
一、通往“红墙”的路并非一帆风顺
顾保孜写领袖题材源于1990年的春天，她所在单位扬州文联派她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在京期间她去看望一位亲戚，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拍摄新闻照片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他可是大名鼎鼎，几乎达到天下无人不识君的程度。他镜头中的领袖照片在六七十年代每天都会出现在党报的头版头条，可以说，如今六十岁向上的人了，都是看着杜老照片长大的一代人！
（每一次的新书签售活动都是火爆场面）
杜老从1960年到1976年，整整十六年在领袖身边从事摄影，除新华社保存他大量图片外，自己手里也有不少珍贵的领袖照片，还有多年来积累的文字史料。杜老希望找一位可靠的有文字功底的人帮助他整理出书。正当他为自己一屋子领袖照片资料发愁的时候，一个文学青年翩然而至……俗话说的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杜老以为他为领袖拍摄的精彩瞬间会打动这个年轻人的心，哪知他提出请顾保孜帮助整理自己资料时，却被顾保孜想都不想，一口回绝了。
当时三十出头的顾保孜和所有年轻作家一样，所怀梦想是写中篇、长篇小说而不是报告文学。她觉得自己是个离政治比较远的人，缺少敏感和把握能力，对政治性的纪实作品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
但杜老没有放弃，当他第二次找到顾保孜时，为了唤醒这位文艺女青年的政治热情，他拿出了一些从未面世也很少对人展示的珍贵照片，包括毛泽东晚年重病阶段的图片。面对这些瞬间，顾保孜被深深的震撼了！在她的视觉里，毛泽东主席一直是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即使晚年的照片也是很慈祥的，怎么伟大领袖竟然也会有这样的老态、令人心痛的病容？那一刻，戴着光环的领袖被还原成了普通的老人、病人，作家特有的悲天悯人情怀被深深的触动了。
顾保孜意识到，原来政治并不是我们在教科书里看到的那么简单、枯燥，里面有许多鲜为人知更深层次的人性需要有人去探究。所有的小说不就是在探究描写人的命运，挖掘人性的本质吗？伟人也是人啊，他们也有生老病死，也有力不从心回天无力的一刻。那么伟人伟在哪里？这可能成为顾保孜最为好奇和感兴趣的地方。
于是她答应了杜老的请求，决定尝试着走近让她一向陌生的“政治”人物。
几箱零乱的资料被搬回扬州的家，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分类、整理。顾保孜说，做这项繁琐的工作真是得益于她在扬州档案馆工作的经历，使她对整理和研读档案资料轻车熟路。她首先按年代、事件、人物进行分类，共分了十几类。然后按照档案的重要程度，先读重点档案，再读非重点档案。熟悉掌握占有第一手资料后，她看到了许多与以往知道的完全不同的东西。
（1960年杜修贤担任了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
怎么写，是如实地再现还是文学地描述？顾保孜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扬长避短，顾保孜最后决定，自己对政治把握不准，还是用擅长的文学手法入笔。但笔耕几个月出来的作品，却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毫不留情地“枪毙”。用小说手法写政治怎么行？小说具有虚构功能，即使你写的是真事，但文学性过强，容易让这段厚重的历史展现在书上时变得轻飘，也容易真假难辨，造成历史混淆。所以领袖题材的作品还是应该用纪实手法再现。但纪实的写法以前没有实践过，究竟怎么写啊？顾保孜一筹莫展。
出版社领导掷地有声给出了六个字：真实、客观、凝重。
挫折让顾保孜反思。她重新梳理资料，阅读国内外纪实文学作品，再次踏上采访之旅，一个两个……直到将毛主席周恩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被她“打扰”了个遍，她才坐到书桌前开始重新创作。以前那一稿几乎不留一字，又用了两月时间写出新的一稿，稿件再到出版社，从责任编辑到社领导几乎一致审阅通过，从一字不留到一字不动，期间甘苦冷暖只有执笔人自知了。
1991年，对于顾保孜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重要日子，她的第一部领袖题材的作品《红墙里的瞬间》，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在当年图书订货会上一炮打响，她还和出版社签订了北京地区第一份图书出版的版税合同。首部作品大获成功，对顾保孜以后继续走红色作品这条路是个极大的鼓励，也让她充满信心。
处女作大获成功那年她才三十五岁，她怕自己没名气，又年轻，又是女性，会影响作品的厚重与读者的信赖，她给自己罩上一层神秘面纱，在作者简介中没有说性别没有放照片。没想到她这一神秘，闹出了不少笑话，读者来信时总将她当作男性，而且是老年男性，总以“顾老先生”称之，甚至参加笔会被当作男性安排食宿……
1995年初，顾保孜也因写红色作品获奖颇多，在圈内小有名气，被当时的二炮政治部特招入伍，成为一名军旅作家。
二、“获得成功不等于收获成熟”
顾保孜从1990年接触红色题材走到今天，已经快三十年了。岁月在走，顾保孜写作品脚步也在走，几乎都是在领袖题材、革命历史、英烈人物等主旋律的道路上行走。她以一年一部作品的高速前进着，30年30部红色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前前后后获得了二十五项图书与影视作品的全国重要奖项。
在她的笔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个个领袖形象有血有肉，鲜活，真实、客观、凝重。不仅高高竖立起伟人们的政治形象，令读者们景仰；更可贵的是，她的作品中，每个人物都鲜活、立体，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还原了伟人的平凡，让他们走下神坛，成为我们身边可亲可敬可爱的父兄，普通人，使读者更加热爱、敬仰人民的领袖。她创作的领袖题材作品不仅为国内读者所熟悉和喜爱，也深受海外读者的欢迎。
1998年创作的描写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生活与命运的《红镜头》出版发行，将顾保孜的领袖纪实创作推向写作生涯新的高峰。说起当时的情景，顾保孜至今还有些激动。她用“书不落地”，形容当时《红镜头》售卖的火爆景象。当时的情景是，新华书店的车第一时间等在印刷厂门口，书一出来就装车直接进书店，那时北京大小的书店门口都有个牌子，写着“《红镜头》到货”或者“《红镜头》缺货，请登记”。
由此，我们大家调侃道：“顾保孜”的名字就是品牌啊，值钱呢！
面对她那么多作品与奖品以及来自各方的褒奖，我们以为那就是成功的象征。可有一天，我们一起吃饭，她却对我说，获得成功不等于收获成熟。一开始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嘻嘻哈哈就过去了，直到2010年，也是我们军人最重要的节日“八一”建军节那天，她的又一部力作《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在北京召开发布会。我参加活动回来，打开她的新书，全文都是描写毛主席晚年岁月的事情，配的图片也是晚年的照片。我心里一颤，一下子就感受到，一个人只有在生命尽头才会体会生命里有多少无法承重的苦与痛，伟人也不例外。此时顾保孜已迈入知天命的年纪，她当年对我说的那句话豁然入耳，原来她对以前成功的作品并不满意，她希望用自己生命的积累与体验来完成更成熟的作品。
（图为2010年8月1日建军节那天，顾保孜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在北京首发举行了签售活动。）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这作品写出了伟人与老人病人共存的关系，写出了一个有思想、有使命感作家的独特见地，写出了伟人褪去光环又不失伟大的人格魅力。不用多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具慧眼相中的作者果然不负众望，为他们带来了数目巨大的印量与不同凡响的社会反响。
名利双收的出版社再接再厉与顾保孜又签下一本书名为《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的书，写文革期间的毛泽东。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与内容一样十分艰难，先是保孜的不到六十岁的大哥患病离世，悲伤情绪下无法写作，等来感觉可以写了又不要命地写，身体累病了，被迫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就这样断断续续写了三年才算封笔。有付出就有回报，这本书也是近几年来唯一通过正式审批出版反映文革内容的图书。可见顾保孜的成熟，还不完全在对伟人的人性把握，还在于政治领域把握的成熟。历史作品必须公正客观地再现真实情况，而不是为让谁满意而选取历史章节。我作为旁观者的角度看顾保孜的作品，她的成功在于对题材的选取，她的成熟在于对内容的把握，所以她的作品无一例外即被官方认可又被百姓喜欢。
顾保孜这一系列红色作品的畅销其实也揭示了主旋律完全可以大众化的，也说明政治成熟的高度也预示着作品品质的高度。
成功的作家未必成熟，但成熟的作家一定成功！顾保孜难能可贵的政治成熟使得她不断走向成功！
2016年出版《周恩来最后600天》是顾保孜倾其所有心血，腹稿孕育二十年的作品。当记者采访她问：写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顾保孜回答二十年，这个回答把所有在场记者震着了，什么鸿篇巨作居然要用二十年？
顾保孜面对记者惊诧的目光，真实的讲出了这二十年里为杜老整理资料的心历路程。周恩来这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形象如何在这位女作家心里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由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到目光犀利、性情温和再到委屈求全、鞠躬尽瘁直到病魔缠身、不留墓碑……随着顾保孜完成了毛泽东晚年岁月的图书后，在肚子里腹稿酝酿了二十年的周恩来形象也呼之欲出了，于是在2013年底她开始动笔，当时窗外雪花漫天飞舞，顾保孜就感觉到这可能就是一种预示，预示着悲凉中飞舞着洁白的英灵，可能是一场痛及灵魂的写作。
（排队购书的读者）
顾保孜是一位性格坚毅，充满历史责任感的作家，怀着对周恩来总理深深的热爱和历史担当，她想，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开笔，在难写也要写下去，一定要将自己心底的周恩来写出来。她太投入了，写作中有无数次因悲痛无法继续写下去的情况，用顾保孜自己的话说，写这本书我至少要折寿十年，犹如一场心灵哭泣的苦行僧之旅啊。保孜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同样难以抑制怀念之情，我自己就几次掩书恸哭。
当然，她的眼泪没有白流，寿命没有白折，这本书带给了全国读者最好的精神食粮，为当今怎样为官之道、为民服务，如何天下为公，鞠躬尽瘁，做到无私忘我、奉献全部等一系列共产党人的革命命题都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我是顾保孜家的常客，每当我站在她家占据整面墙的书柜前，望着她的那些著作与奖杯，我就在想，有多少人知道她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克服了多少困难？有多少人了解一部作品诞生的艰难过程呢？
三、巧妙且靠谱的写作技巧赢得读者的心
因为我喜欢保孜这个人自然也喜欢她的作品，看见她的作品出一部畅销一部，有时也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我去买保孜姐一本书那是因为我认识她，喜欢她，这里有个人情感的元素。可那些素不相识的读者要真金白银掏腰包买她价格不菲的书，那必须是物有所值才行啊。后来我看顾保孜的作品多了，慢慢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了。
顾保孜的作品之所以拥有大量读者，源于作品有可读性。
顾保孜非常注重作品的文学性，这可能跟她年轻时喜欢写小说有关。她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将纪实性和文学性结合起来。她说：用文学性语言表达一件事，显然比用史学语言表达会生动、优美。人都是崇尚美感和轻松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就在于文学语言的优美和对事件描述的生动，让你能够接受书中所描绘的那种状态。如果直愣愣地写某年某月某日召开什么会，那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怎么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果作品不能打动读者，那么你所描述的这段历史就不会在他心目中产生印象，更不可能有共鸣。
（1998年，顾保孜前往长江抗洪第一线采访）
为做到感人真实，顾保孜在采访过程中，就很注重捕捉体现人物状态的历史细节。比如，毛泽东晚年身体不好，又有那么多文件需要阅览，他究竟是怎么看文件的。工作人员曾告诉顾保孜，毛泽东不太愿意让工作人员读文件，就用放大镜看，但放大镜握柄是珐琅的，挺重，所以看一会，就要放下休息休息。他从来不戴老花镜，多合适的都不戴，不愿意脸上架这么个东西。这些细节是顾保孜在采访中得到的，她认为这个细节与毛泽东无拘无束的性格完全吻合，便写进书中，事后有的读者以为是她想象的，写信提出质疑，顾保孜都会详细解释这个采访过程。因为有海量的采访垫底，让顾保孜的作品经得起追问和推敲。她觉得，这样写不仅是对读者负责，更是对这段历史负责。
写了那么多年领袖题材的作品，顾保孜至今坚守用文学性语言表达真实历史事件，她认为这是讨巧且靠谱的写作方法。
顾保孜还有一个重要体会就是“作文要先做人”，要对采访对象尊重、怀着敬畏之心。她是一个坚守传统的人，固执地认为只有做人做到位，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在采访过程中，采访对象可能会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隐私和秘密，如果为了吸引眼球，写出来一定会有轰动效果，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
“我不是抱着揭密的心态去写作，一部作品的深刻不一定来自揭秘，对一个领袖的研究也不能依靠揭秘。所以我对采访对象的允诺一辈子都不会打破，即使他们已经去世了，我也不会公布出来他们不愿意公布的东西。而且作品写完之后，我都会在第一时间送给有关采访对象，请他们提意见，帮助把关。相互之间的这种尊重，让我这么多年来采访那么多人，都能够得到信任，这确实很难得，也让我欣慰。我的作品虽然用文学手法创作，但对历史没有歪曲和编造，这一点党史专家们非常认同。”顾保孜如是说。
可能让大家熟悉的不仅仅是顾保孜的图书系列，还有她的影视作品，这也是顾保孜的强项。当然红色影视题材依然是她强项中的强项。她从2000年开始写作的剧本，进入电影院线的有《相伴永远》《风起云涌》《我是老兵》等故事片，在央视一套与六套黄金时间播出的影视剧有《真情牵挂》《罗荣桓》《彭雪枫》《阿丕书记》等。
四、书荒时代埋下的作家梦
从顾保孜的成长经历看，如果说涉足领袖题材纯属机缘巧合，那么成为作家似乎有点理所当然了。
第一次见面，我对“保孜”这个名字，就很好奇，一定有特殊的意义。果真，她的父辈当初给她起这个名字，就是有纪念意义。“保”是族谱的排序，而取“孜”是因为她出生时，父亲正在西藏的江孜工作，且“孜”在藏语里有“英雄顶峰”的意思。冥冥之中这个名字却正应和了顾保孜多年来的创作状态。
（图为保孜和女儿）
因为顾保孜的父亲1956年从富饶美丽的江苏家乡援藏去西藏工作，后来又在陕西工作过，这就让顾保孜的青少年时期与众不同，有得天独厚的经历。她在西藏、陕西和故乡江苏之间穿行，养成了她南北“通吃”的“宽食道”，也将南方人的内心细腻与北方人的豪爽性格融合为自己独特的“宽心胸”。如果听她讲她小时候故事，大都是和地域文化有关的。她从小在高等院校里长大，身边的叔叔阿姨大都是知识分子。9岁那年，正值“文革”期间，她所在的院校图书馆遭到破坏，那么多的书都用板车拉到废品收购站，看着让人心疼。当时还上小学的顾保孜幸运地捡到几本遗失的书，竟然是《苦菜花》《家》《春》《秋》等经典小说，她大喜过望，废寝忘食地看。在当时环境下，阅读这些被视为违禁的作品是很危险的，为了掩人耳目，她就把《毛泽东选集》的红塑料封皮取下，套在这些小说外边，继续在课堂里堂而皇之地阅读，这些书籍成为顾保孜童年的文学启蒙，埋下了她当作家的梦想。
1971年，年仅14岁的顾保孜来到西藏的麦克马洪线，在国境线的米林县委做了一名机要员，小小年纪便肩负着国家最高机密的通讯任务，与年纪不相符的责任与纪律让她早熟，让她快速成长，让她与成年人一起比肩，一起前行。尽管这个“小大人”远离父母，生活艰苦且精神寂寞，但她孩童时代的作家梦想依然在延续，看书写作成了她对付寂寞与艰苦的最好良药，实在没书看，就“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几岁小孩子其实根本看不懂这些深奥的哲学道理，但她逼着自己死啃，她说，那时心里就一个想法，总比闲着强，拿着字典看，就算多识几个字吧。也是她这种阅读态度与习惯，使得她一辈子视书如命，没啥都不能没书啊。如今只要走进她的家，肯定会抛出一个大惊叹号，呀，你家书太多啦——
一个喜欢阅读的人且怀揣作家梦想的人，必然会有“黄金屋”时代。她开玩笑说，阅读带给我知识，那是进口，写作带给我满足，那是出口，进出平衡，才不会知识积压，才不会感情浪费。我认为顾保孜的阅读与写作其实就是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行走，在天堂里阅读，在地狱里写作，只有进行这样的精神磨砺，人生才有可能完美。
顾保孜做到了！
五、让自己踏实就必须去获得第一手资料
顾保孜有一句名言：我的这些作品与其说是用手敲出来的，不如说是用“脚”走出来的。
为了作品真实可信，顾保孜总是要实地走访，要查阅档案资料。其实她完全可以从其他作品中找到别人对这段历史的描写，可是她觉得要对历史负责，那样做心虚，只有自己亲自走访，获得第一手资料，写起来心里才有底，才踏实。
她的创作领域是纪实题材，从出版的图书到拍摄的影视剧本，都离不开写革命历史与领袖人物，最重要的是真实。在漫长的30年里，她一直在党史军史中采访、循迹、挖掘与研究。从打开尘封的岁月亮出历史绚丽的色彩，到一部部关乎革命历史，关乎人物命运的作品面世，她要走很多路，访很多人，熬很多夜……时间一久，殃及身体，颈椎坏了，腰坏了……可她还开心地说，手是好的呀，脚还能走啊！
人们不是常说，经历是最好的财富吗？这个“财富”在顾保孜身上最能体现。她很小就远离父母远离家庭，参加工作，后又在保密性很强的单位工作，寂寞孤独，独当一面，就是工作常态。所以她独立性很强，从不依赖任何人。创作早期，杜老引见相关人员之后，就让她背着双肩背，拿着录音机，坐着公交车自己去“闯江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汗、不怕被人拒绝、更不怕自己孤军奋战，这一切都源于她自己独特的经历与练就的胆量。
1995年，她写一部关于新四军的书，专门回扬州档案馆查资料，那些材料有些还是她当年征集、整理的。然后又到皖南事变的原址、盐城新军部等地采访收集资料，愣是将对新四军历史了解为零的空脑袋武装成了一部新四军重建军部的活历史，很快就写出了一部新四军重建军部那段金戈铁马、荡气回肠的纪实文学——《铁血N4A》。
（顾保孜编剧的《彭雪枫》获飞天奖）
2005年为写电视剧《彭雪枫》，她从河南一路走下去，凡是跟彭雪枫有关的地方都走到，采访当年的亲历者，与当地党史部门座谈。
顾保孜虽然写了30多年，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但只要写新题材仍然要去做采访、查档案，程序一点儿都不能省略。最近她写一部作品，五次去湖北，两次去上海，在北京也采访了很多人。她觉得，这样出来的作品厚实，自己心里也踏实。
写纪实作品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功夫都在写书外，需要做大量的查证资料和采访工作。然而历史留下的足印，我们即使付出毕生的精力去审视去研究去追寻也无法穷尽的。
“军人肩上扛着山 ”，这份社会责任，让她在进行历史题材纪实创作时，一直秉持严谨适度的创作态度。粗略统计，这些年，保孜采访的有名有姓的有关人员近三百人之多，由不需要采访在家“闭门造车”的小说创作到采访无数人才可以坐到书桌前写文章，由“一人不阅”到“阅人无数”。大家看到她的许多作品都是经过了大量采访，大量阅读获得第一手资料后产生出来的作品。
（作者和顾保孜在银河悦读网的征文颁奖会上）
有时候我们聊天，我老是劝她，年纪大了别写红色题材啦，太累，换轻松娱乐的写一写得啦。可她说，我当年写领袖题材是“赶鸭子上架”，很不容易，但要我“鸭子下架”，好像也不容易哎。
想想也是的，一辈子呆在架子上，看惯了远方，写惯了诗，怎可能只让她看脚面画圈圈呢？如果她真不写了，那对历史、对读者可是个不小的损失啊。所以，祝福保孜姐体健笔丰，为读者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保孜姐，且行且珍重，你安好，红色文学便是晴天！
顾保孜艺术成果简历：
顾保孜，江苏兴化人。1957年2月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现为火箭军政治工作部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一级作家。
著有图书《红墙里的瞬间》、《样板戏出台内幕》、《铁血N4A》、《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我的父亲朱德》、《红镜头》、《中南海人物春秋》、《伟人凡影》、《超越血缘之爱》、《知情者说》、《跨出中南海》、《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毛泽东政治神州有事时》《周恩来最后600天》等纪实文学著作。
编剧的电视剧有《罗荣桓元帅》、《彭雪枫》、《阿
丕书记》、《义工》，《红色报人》。电影剧本有《相伴永远》、《真情牵挂》、《风起云涌——陈云》、《金蝉脱壳》、《杨业功》、《走进被遗忘的王国》，《我是老兵》
文学作品获得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当代军人最喜爱图书一等奖、“五个一”图书工程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
编剧的电视剧与电影多次荣获全军电视剧“金星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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