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7月29日，上海城隍庙，6位泰国人正在游园闲逛，此刻的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场杀身之祸就要降临。
忽然间，一群中国人朝他们围了上来，众人们脸上满是敌意，粗暴的驱赶着这群来自东南亚的客人。推搡争执之中，其中一位泰国人被挤入湖心亭旁的荷花池中，扑腾了几下后便一命呜呼，其他几人也身陷险境。千钧一发之际，上海知县刘郇膏及时带人赶到，救下剩余的5位泰国人，并将他们护送回馆，方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上海城隍庙九曲桥、湖心亭旧照
上海市民为何如此群情激奋？在城隍庙闲逛泰国人何以遭此飞来横祸？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这一切，还得从上海开埠后发生的种种说起。
1843年，随着上海开埠并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由上海出境做苦力的华工逐年增加。据统计，从1849年到1859年间，经上海贩运至美洲、非洲、澳大利亚的华工总数在千人以上。比如1851年，雷金娜号船载20余名华工从上海运往澳大利亚。1856年11月，苏州人张贵廷等78人被拐到吴淞口上船后开往古巴。1857年，江苏人朱开自等73人在上海上船被运往古巴。1859年，上海、宁波等地的208名苦力被上海法商利民洋行用船运往法属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瓜德罗普岛……
这些华工当中，不少人系被欺骗甚至遭绑架拐卖而被迫踏上这条背井离乡之路。当时在上海，有一些西方人开设酒馆，雇佣娼妓、舞女招揽顾客，在酒中掺入蒙汗药把人迷倒，随后绳捆索绑装入麻袋，卖给人贩子装上轮船运往国外。更有甚者，光天化日之下将人强行拖走。而随着此类“贩卖猪仔”事件的不断发生，shanghai一词，除了作“上海”地名解释外，也有了“诱骗、拐卖、强迫（某人做某事）”的意思。
不断发生的绑架事件，使得彼时的上海人颇为恐慌，甚至于到了不敢独行出门的程度。这样的情况自然无法长久，人们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1859年的夏天，导火索终于被点燃。
是年7月23日，停泊在吴淞口的法国猪仔船Gertrude号即将起航，目的地则是加勒比海的古巴。当天夜里，被拐骗上船的人们发起反抗，结果遭到了船方的残酷镇压，40余人死亡，伤者更多。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奋。上海的街道、马路两旁到处都被贴上了声讨洋人拐卖华人做苦工的传单。
到了7月29日，抗议活动达到高潮，华洋两界一同罢市，愤怒的民众守候在租界各主要道口。起初，他们只是将人贩子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很快，所有形迹可疑的洋人都逃不过人们的拳脚相加，暴力活动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于是乎，那6位泰国人便仅仅因为长着一张洋人脸而在城隍庙一带遭遇了文章开头的惊魂时刻。
事实上，被波及的无辜洋人并不仅仅只是6个泰国人。当天在九江路，著名的传教士、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一度被人拦下险遭暴打，幸好在场的人当中有人知道他是医生，合信才逃过一劫。不过与他同行的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行事高调的他自然逃不掉一顿老拳伺候，甚至有记载说他那天还挨了刀子。
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 1833～1898），英国人，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 任职7年
这样的暴动持续了好几日，英、法当局派兵登陆，在租界各主要路口筑起工事，日夜巡逻。一时间，曾经笼罩在华人身上的恐惧被转移给了洋人——这回轮到外国人不敢出门了。
进入8月，多艘法国猪仔船不得不将被拐骗的劳工释放。而这些劳工被虐待的惨状又进一步激起了民众们的义愤。据统计，短时间内就有10余名外国人被打死（其中不乏与拐卖劳工无关的冤魂），至于和洋人合谋的华籍人贩子，也被民众们纷纷揪出严惩。天主教江南郊区主教年文思在徐家汇忧心忡忡的写道：“令人丧魂落魄的恐怖笼罩了整个上海”。
面对这番乱局，当时的署理上海道吴煦表现的颇为沉着。他调集人马维持城市秩序、制止暴力行为。有鉴于当时上海市面上各种夸张的谣言对于整个事态的推波助澜，吴煦专门下令禁止匿名张贴告示的行为，并设立赏银，鼓励民众检举揭发造谣者。
与此同时，为了安定民心，上海地方政府还对华、洋人贩展开严打，王阿福、林彩成、徐启东、张瑞记共4名华籍人贩被捉拿后就地正法示众。部分外国人犯被捉拿后也交由租界当局处置。
对于这场由贩卖猪仔而发生的骚乱，租界各国的表现不尽相同。英美领事表示在其母国拐卖人口亦是非法之事，对于上海政府的行为表示支持并愿意提供配合。相较之下，法国人的态度多少有些不情不愿，他们尽管承认猪仔是由法国船只运送，并也愿意帮助追回人船，但还是坚持表示，拐卖猪仔的是菲律宾商人，法国船只不过是受雇于后者而已。
被贩卖至海外的“猪仔”，成为了不少地区的首批华人居民
无论态度如何，受到当时整个社会舆论大环境的影响，加之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上的强硬态度，各国领事少有的向中方做出让步，正式保证力禁此事，不再允许本国侨民从事猪仔贩卖。
经历了1859年的这场风波，华、洋人贩意识到，上海滩实在不是个适合进行猪仔贩卖地方。尽管此后类似的事件并没有完全消失，暗中开设的苦力招工馆依然存在，官府亦在不断重申贩卖人口就地正法的严禁之令，但类似1859年之前人们不敢单独出门的日子，终究是一去不返了。而有意思的是，尽管这段往事如今已烟消云散，但英文中“shanghai”一词所代表的“诱骗、拐卖、强迫（某人做某事）”之意却被一直沿用至今，令人不禁感慨万千。
注意最下方的小字：“Charlie is shanghaied.”本文主要参考资料：1、《上海侨务志》2、《上海，1862年》，于醒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1859年上海人民的反抗猪仔贩卖运动》，朱寒，《社会科学家》2007年11月增刊
